艺术的可贵品格在于，她从不就事论事的描摹或还原物象，而是以抒情言志手法，借用现实物象的状貌，提升或抽象为一种“意象”。使之带有“心象”寓意或意味，在“以小见大”的表现中，呈现生命风景的绚丽。

　　因此，从本质上说，真正的艺术，表现的只是生命的风景。

　　在这个意义上，女画家将美艳的现代重彩花卉作品，在丰富与多样中，在辉煌与灿烂中，追求与呈现的乃是对生命的讴歌、对美好的向往、对光明与健康的憧憬，也是对生命精神理想的不倦求索与呈现。

　　女性视角中的大自然，永远是一片温馨美好的世界，在这里没有丑恶、没有阴暗，既使是某种缺憾，也都被女性情怀的慈爱与悲悯所化解。我们在蒋美艳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些，画家把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和感受，都情绪化为笔下的花卉意象，并以细腻的笔法、线条、色彩、结构表现作为生命象征的花卉；譬如，阳光下的含苞欲放的花朵、迎风摇曳的花瓣、私语般的花蕊和汁满液浓的叶片，等等，不但见出画家观察的细致和感受的敏锐，更见出因画家的“移情”而使意象的花卉获得的审美张力。

　　蒋美艳一扫传统工笔花鸟的内敛、静观与孤傲的旨趣，立足于现代文化语境，突破传统手法的蕃篱和理念，以现代人的激情和情怀面对大自然的现实世界，在开放的观念中，融中西艺术于一炉，借鉴西方绘画中色彩的运用、明暗的对比、局部的放大，乃至夸张和变形，用以强化画面的效果，使之产生令人惊叹的别样审美魅力。

　　出于艺术的自觉，画家努力在作品中，融入人文精神的表现，把自己的情思与意绪转换到点线与色彩之中，使自己的艺术更贴近人性与时代。特别是近年，画家多次往来于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、异国情调和人文习性，给了她诸多启发，在学习与借鉴过程中，她调整了自己的画风，并在中国画矿物颜料的基础上，又使用岩彩去增强表现力，岩彩的厚涂与色质的沉稳，为画面平添了全新的视觉感受，与此同时，也打开了她日益宽广的艺术视野。

　　蒋美艳的花卉创作，因此日渐形成个人鲜明的风格，作品明显的呈现出海湾地区阳光强烈、色相纯净的特点和明亮色彩与浓郁风格。她笔下的花朵硕大、丰满，摇曳多姿、风情万种；色彩艳丽，充满阳光感，辉煌雍容，灿烂而又富丽，在万紫千红与繁华绚丽中，把精神憧憬与理想向往变为纸上的现实。如《涅盘之二》的娇艳欲滴的荷花，《美人蕉》的浓郁神秘，《绽放》的明媚华丽，《赞誉》的灿烂夺目，《团聚》的雍容堂皇，《群芳》的如梦如幻与繁华灿烂，《秋思》的莫测与诡异，等等，都体现为蒋美艳作品风格的转向和语言的成熟。

　　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，蒋美艳获得了创造的自由，她在中西艺术之间、在古今艺术之间、在虚实、黑白之间，在冷暖疏密之间自由地徜徉游移，并寻到了自己的精神主题和表现领域；在依然的浪漫与诗性中，她的借鉴、引进、创造、继承与守望，始终在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中，表现为一种沉淀和积累，使她得以厚积薄发，体现着她的本土文化立场和高瞻远瞩的胸襟，就此而言，蒋美艳的经验对我们是有启迪意义的。

　　的确，蒋美艳作为跨国艺术家，在广阔的视野中，在多元文化的交叉点上，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了，她的创作因而日渐从外部现象回归到艺术本质，从对自然物态的描摹转换为对绘画本体的认知性表现；而且与现实性同步发展起来的丰富想像与生命活力，带给她作品更为厚重与丰富的内涵。

　　特别是她作品在上升为以“生命风景”为主题的高度之后，唯美与逼真不再是追求的唯一，想像性与个中人生体验的丰富多彩，成为她自觉的意识。因此，不难理解，何以她作品中阳光炽烈、色彩斑斓、光影闪烁，鲜艳夺目，且远离了物象形态的“形而下”束缚，呈现为完全主观化的象征性精神符号，因为，在富于装饰性视觉效果的意象符号背后，在光怪陆离的色彩深处，乃是画家欢欣、快乐与舒展的心灵使然。

　　每一朵盛开的花朵，每一朵怒放的花蕊，都必然是画家一片心境的表现。在热烈的色彩、率性的涂抹，以及线的勾勒中，画面上的花朵的物性被消解了，呈现为再造后的精神指代与生命风景象征；这样的生命风景是热情的、奔放的，也是清新与爽朗的，而它本身的夸张、变形与感觉地强化，提升了作品的意绪，延伸了想象的空间，强化了视觉感受力，不独展示为东方的浪漫诗意，还漾溢着海湾阿拉伯文化的热烈、欢快与郁勃生机。

　　“我要到处颂扬美，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！”巴乌斯托夫斯基如是说。

　　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，蒋美艳不但成熟了自己个性化的艺术风格，也攀上了新的艺术高度，并在自己的求索与创造中，体现出学养、功力、才华、文采与性情；而始终不变的，则是她对生命前景的信念和追求，以及她对绚丽生命风景创造的热情和冲动。